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敲门声”来了。
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全年净增长仅204万人。
在过去十年，中国人口政策巨变，生育政策逐渐松绑，从中央到地方也逐步推行生育刺激政策，但人口出生率走低的趋势并未改变，以至于到2020年出生率减至1%以下。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在接受《财经》杂志“八点健闻”采访时评论，相对于中国14亿的人口基数，2020年204万的净增长，“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的阶段”。
零增长，这是一个很多中国人不曾想到的事实。
可现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接受，不仅是零增长，甚至很快我们将面临真正的负增长困局。
原新教授认为，“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之前是预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死亡率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意义上的零增长，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转成负增长。”
一些机构和学者也预估2025年中国人口才达到峰值，但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人口净增值转负，可能就要提前到近两年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分析，从2016年到2019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基本稳定在980万人至990万人，逐年增长。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死亡人口未来会继续增多。与此同时，出生人口连续下降，2020年为1200万人，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将十分接近，甚至出现负值。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势能正在积蓄。
负增长的冲击力
要理解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人口增长惯性。
“人口增长惯性”指的是由人口发展势头积累的一种能量。它的形成源于人的生命周期与人口再生产周期之间的不同步，人的生命周期要远远长于人口再生产周期。
如果按正常的更替水平以上生育，自然是人口结构的底部越来越大，即每个年龄组的人口都比年龄更大的组要多(所以称为人口金字塔)，所谓增长惯性就蕴藏在各队列人口越来越多这样的结构之中。
从人的出生到结婚生育要经过20多年时间，这就决定了至少在20年内育龄妇女的人数仍然是越来越多的。即使她们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孩子，总人口仍然还会维持增长很长时间。在人口学中，我们将其称为“人口惯性增长”。
但人口增长的惯性不仅有正增长惯性，还有负增长惯性。如果人口长期不断缩减，子女一代人数总是少于父母一代成为稳定趋势的话，也同样会逐步积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来，最终形成滔滔洪流，难以阻挡。
1990年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分界线，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之下，内在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负增长惯性开始积聚。
此后二十多年，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和内在负增长率不断下降，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形成的负增长惯性也就越大，导致即使在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后人口惯性负增长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团队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发现，2000～2010年中国67%的市级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同期人口出现缩减的市级地区中约有62%(60个)的自然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2010年中国大约有8%(232个)的县级行政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
这说明，局部地区的人口负增长至少已经持续十多年了。
翟振武教授认为，未来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已定，且这种趋势在21世纪的后几十年都将持续进行，人口负增长及惯性将对人口规模与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国的人口繁衍活力与全球总人口的繁衍活力不同步。据2020年7月14日，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研究报告“195个国家和地区从2017年到2100年的生育率、死亡率、迁移和人口全景：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预测分析”，根据该报告的参考方案预测结果，全球人口将在2018年77.2亿人的基础上持续增加，2050年达到95.5亿人，2064年达到峰值97.3亿人，2065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100年降至87.9亿人。
如果中国人口在2021年就开始负增长，那就比预测中的全球人口负增长足足提前了44年，一增一减间，中国人口总数以及在全球的比重将双降低。报告还提到，从2018年到2100年，中国人口预测将下降48.0%。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总人数13.95亿算，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降到7.254亿，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19%降至8.2%。
这就是人口负增长惯性带来的作用。那些忧心中国人太多的声音，可以歇一歇了。
负增长的“大脚印”
更大的影响，则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除了由饥荒、瘟疫或者战争等导致死亡率异常上升引起的外生性人口负增长外，中国人口都处于正增长时代，人们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人口规律的认识和对人口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人口长期正增长模式下的经验和探索。
当下，中国正处于人口增长由正变负的交替性时代，尽管很多人口学家悲观地认为负增长是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但习惯了人口大国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负增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是中国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缩减比总人口负增长更早、更快、更严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先于总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已达到峰值，目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实际上处于缩减状态。特别是随着上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一代逐渐老去，退出劳动力市场，目前的劳动力大军主要集中在70-90年代生人，而随着90年代计划生育的趋紧，劳动力大军急剧下降，在后续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将强于总人口的缩减。
根据七普数据，到2020年中国15-59岁人口为8.94亿人，总体估算，未来十年内中国劳动力人口仍将平稳，维持在9亿左右，意味着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总量并不短缺。
进入21世纪30年代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明显缩减，生育率的影响也逐渐显现。翟振武教授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为9.47亿，此后逐渐下降，2036年降至9亿以下(年均减少1000万左右)，降至8亿、7亿、6亿、5亿、4亿的时间分别是2047、2055、2070、2081和2098年。
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为标志，通常会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从供给侧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被称为“美国凯恩斯”的阿尔文·汉森在1938年的一个演讲中提到，技术创新、发现新疆域和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旦这些因素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继而出现持续的就业不足问题。对中国来说，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长期下降。
其次是与劳动人口减少伴生的老年人口正增长加速。人口负增长不仅是规模问题也是结构问题，总人口的负增长往往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随后持续增长至2056年达到峰值，平均每年增加600万左右，预计老年人口数量将在2056年达到峰值(4.5亿)，占总人口35%左右，中国进入深度老年化社会。
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相伴，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其他深刻的、消极的后果。比如人口老龄化降低社会的创新活力和经济中的创新机会，当前日本社会被批无创新精神，就是一个写照;还比如老龄化加重还将缩小消费市场，降低GDP增长率等。
二是在经济增长较慢、抚养比持续升高的国家和地区，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长期照料保险以及健康服务等社会保障的财政可持续性将受到严重挑战，维持社会保障所需的税收和财力将不断扩大，相对而言，会进一步减少实体经济增长和投资，增加重大金融系统风险。
此外，人口负增长还将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对于一个封闭性人口，生育和死亡是决定未来人口变化的两个变量，对于开放性人口，还要加入迁移变量。
从外部来看，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较快的负增长趋势以及近似封闭的人口系统，导致中国未来难以通过国际迁移改变人口形态，这与欧洲国家明显不同。
但从内部来看，人口的流动就再自然不过了，有限的劳动力将更加集聚于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一些富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缩减、经济衰退、城市萎缩和老龄化将会相互交织，很容易使某些经济薄弱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进入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面对未来人口负增长，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地区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当前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时间并不长，总人口进入负增长虽迫在眉睫，但终究还差一层窗户纸，劳动力短缺的负面影响尚未显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低生育率时代，生育水平高低仍对人口增长临界点具有显著影响，较高的生育率可以显著推迟人口负增长的到来。
在当前，采取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虽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但长远来看对减缓人口负增长趋势、降低负增长的人口规模、改善扭曲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国家政策应该回归努力提高生育率方向上，要尽一切努力提升生育意愿，把女性就业、托育照料、健康服务等基础工作做到位。
长期维持低生育率的人口即使妇女生育率立即回升至更替水平并保持下去，历史累积的负增长惯性仍将推动该人口进入负增长域。在中国自1990年代开始内在自然增长率转负之后已经快30年，人口增长转负的趋势短期无法改变，因此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安排。
(作者为秦朔朋友圈撰稿人梁云风)
